1984年，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曾经引发了一次观影狂潮。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的一次对外作战，对中国的影响是微妙而深远的。1979年的中国正值文革后百废待兴之初，正是国家全面恢复生产，人民逐渐从政治运动造成的文化阵痛中走出的起始。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当时中国证明国力的检验，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可谓是至关重要。这正是以对越自卫还击战为背景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现实意义。

  影片的主人公赵蒙生是一位部队摄影干事，因为他与妻子长期分居，想调回大城市团聚。赵蒙生的母亲是一位高级干部，她想出了一个曲线调动的办法：先让赵蒙生下连队当一段时间指导员，然后再调回大城市。就这样，根本就没有长期打算的赵蒙生开始了自己的基层部队生活。

  赵蒙生去的部队是一支驻扎在边境的步兵连队，他根本无心连队建设，只盼着能够早日调走。为此，副连长靳开来多次指责赵蒙生。

  正当赵蒙生调动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时，部队也接到了进入临战准备的命令。赵蒙生求连长梁三喜放他走，一向老实的梁三喜大怒，怒骂赵蒙生是逃兵。赵蒙生的母亲给军长雷震打电话，想让赵蒙生转业，雷震勃然大怒，声称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碉堡。这件事被官兵们知道后，大家一致指责赵蒙生是怕死鬼。赵蒙生只能当着全连的面表示：是英雄是狗熊，咱们战场上见。

  战斗打响了，部队因山势陡峭和密林阻挡而进展缓慢，梁三喜下令部队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壶加速前进。到达目标附近后，部队发起攻击，很快就攻占了预定目标。然而，在敌人多次反扑之，部队因为断水而陷入绝境。没有水，部队面临丧失战斗力的危险。阵地不远处有一个越南老百姓的甘蔗林，但因为群众纪律的约束谁也不敢去砍甘蔗。看到被渴晕过去的战士，靳开来不顾禁令，带人去砍甘蔗，不幸在回来的路上踩响地雷牺牲，但是他们带回来的甘蔗却救了全连战士。

  为了夺取主峰阵地，9连在攻击过程中，连长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而中弹牺牲。经过战火洗礼的赵蒙生，拿着集束手榴弹不顾一切冲进山洞，将里面的敌人消灭。战斗结束后，赵蒙生从梁三喜口袋里找到一张620元的欠账单。这是梁三喜为了给父亲治病而欠下的。

  部队回国后，靳开来因为砍了越南农民的甘蔗，连三等功也没评上。赵蒙生越级反映无果后，自己的一等功勋章送给了靳开来的家属。赵蒙生拒绝了母亲要他调回去的要求，卖掉自己的照相机，凑钱为梁三喜还了账。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来到部队，坚持用梁三喜的550元抚恤金和卖掉家养的猪换来的70元钱，将梁三喜的欠账归还了。梁大娘一家在烈士陵园最后一次看望的儿子时，遇到了来祭奠英雄的军长，军长对着英雄的墓地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高山之下，那些烈士墓前的花环显得那么庄严肃穆。。。。。。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连长梁三喜、军嫂韩玉秀、雷军长、排长靳开来等让人感佩，包括指导员赵蒙生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也从一个成长为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他们身上闪耀着军人无私无畏、牺牲奉献的大我情怀。

  连长梁三喜身上，有着中国军人的忠、厚、爱、严四种高尚的情怀。他的忠表现在对事业的忠诚担当。他平日始终把全连官兵能打胜仗作为头等大事，军事训练常抓不懈，高强度训练搞得风风火火。由于指导员赵蒙生不熟悉连队情况，梁三喜几推迟休假，紧盯边境战争风云，最终未能见母亲、妻子和新生孩子最后一面。

  战斗中，一句一个连长，在战场上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把一个中国军人的强烈担当和赤胆忠诚书写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感召下，官兵们上下同心、勇于赴死，全连涌现出一大批战斗英雄。梁三喜以忠诚担当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闪光答卷。

  梁三喜的厚，表现在对同志宽厚如金上。他以严治军、以厚化人，两手抓，两手都过硬，让官兵们自觉拥护爱戴、追随左右。战场上梁三喜为掩护赵蒙生壮烈牺牲，以鲜血唤醒赵蒙生奋勇杀敌的决心。面对喜欢发牢骚的靳开来，梁三喜正面引导，培养重用，多次推荐其担任副连长。梁三喜身上的真诚相待、推己及人的高风亮节，使得九连的凝聚力、战斗力强如钢铁，成为一支能干事、成大事的钢铁集体。

  军人的爱并不是花前月下，梁三喜的情感世界深沉细腻。他和妻子韩玉秀聚少离多，总是靠书信传情、互诉衷肠。但是他们相亲相爱、理解尊重，成为连队官兵羡慕、相传的佳话。

  爱情不是甜言蜜语，而是牵挂相守、呵护尽责。结婚后妻子来部队探亲，梁三喜为她端上热水泡脚，呵护有加。韩玉秀是个坚强独立、任劳任怨的女人，以柔弱双肩挑起家庭重担，他们的爱是真善美的化身，有无穷的感召力、引领力。爱国就是爱家，爱家即是爱国，这就是军人的家国情怀，梁三喜以行动给出了最好的诠释。

  对自己严以修身，是梁三喜身上一名军官严于律己的高尚品格。他的律己不仅体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更体现在小事小节上。梁三喜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视战友如亲人，对出身、作风稀松的赵蒙生，没有半点指责、轻视排斥，以心交心扶他一程，用革命的锻造使其脱胎换骨。

  梁三喜党性坚强、做人磊落，因父亲去世、哥哥牺牲，家徒四壁，欠下战友 620 元钱，欠单直至牺牲仍揣在胸口，上写请妻子和母亲用抚恤费还清欠账，并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坦坦荡荡干事、正正规规立身，胸怀何其大、人格何其美！一滴海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英雄故事可以引发千万人的思考。在梁三喜身上，我们正真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军人的军魂！

  1979 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期，很多类型的国产电影都对自身的传统创作办法来进行了结构与重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电影思潮，赋予英雄以七情六欲，增添了人味；文化反思的电影思潮，解构了传统英雄塑造的神话化，使英雄走下神坛；纪实的电影思潮，运用日常生活的美学，让英雄回归现实人生。

  《花环》作为一部以赞颂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电影，并没有将英雄这一形象片面化，使其疏离于人民，而是将英雄放置于人民之中，化身为人民本身：无论是农民出身的梁三喜，还是出身的赵蒙生，其本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在保家卫国的至高使命上并无思想高度的差异。

  赵蒙生心中只有希望过上安逸富足日子的愿望，这个愿望朴素而真实，是正常人的正常追求。赵蒙生一开始的贪生怕死、梁三喜对于现实不公的隐忍以及靳开来的口无遮拦都使得这三个被公认的英雄并不显得过于高大伟岸，反而多了几分性情中人的真实朴素。

  战争的悲剧意识来源于战争本身的残酷。战争给人的考验是生存与死亡的较量，是血与火的洗礼，是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灾难性的巨大毁灭。《花环》中雷军长的儿子在执行任务中因火箭筒连续两发哑弹的事故导致被敌军发现，不幸阵亡。与以往伟光正的电影不同，《花环》对哑弹的生产背景给予了说明——哑弹是在文革时期被产出的。影片从侧面展现了国内混乱局势对于战争的间接影响才是导致北京牺牲的根本原因，而敌人的炮火不过是加速揭开这一事实的催化剂而已。

  战争能使本来就悲惨的人物变得更悲惨。《花环》中的连长梁三喜在英勇牺牲后，其生前因为为父治病欠下同志们的 620 元钱没了着落。他母亲与妻子为了帮其还账，省下部队给其家属的路费，甚至要用抚恤金来将这欠款还清。此情此景令军长都不忍并感叹国家对待英雄的不公。

  《高山下的花环》的悲剧，是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之上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真实的生活，反映了一定社会现实的本质。因此，它的悲剧形式是崇高而壮丽的，是非常美的。

  《高山下的花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赵蒙生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不愿丢小家、保大家，现在你一定要他识大体、顾大局，他是怎样转变的呢？

  《高山下的花环》在回归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是回归了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而且也回归了一种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在评价农民军人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设置方面，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民之子梁三喜以及靳开来，和雇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杨子荣，其实都是革命品质的化身和英雄主义的载体，只不过后者是以一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式的方式表现之，而前者则是通过一种忍辱负重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平凡形象传达之。

  与作品的宏大主旨相适应，《花环》的美学主题就是崇高，并造成了悲壮的叙事基调。崇高的内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作品所大力弘扬的民族大义以及它在各类人物内心世界召唤出来的精神力量，二是小人物面对生活苦难的冲击所激发出的坚韧品格和担当情怀，二者之间互为支撑。

  生活是一部伟大的悲剧，同时又处处渗透着喜剧性。《花环》也显示了生活中喜剧性的一面，如小说中的靳开来、吴爽便都是具有嘲讽意味的人物，但它的出彩之处，在于它不仅表现了生活的喜剧性，而且其喜剧性的人物还相当具有内涵上的层次差异，表现了生活和人物悲喜交加的丰富蕴涵。

  《高山下的花环》对关键细节的布置和处理相当巧妙，这一些细节在烘托人物精神境界、表现人物复杂心态等方面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梁三喜阵亡之前把血染的欠账单交给赵蒙生；梁大娘婆媳为节省开支步行160多里山路来到九连，吃饭时解开用做蚊帐的纱布缝制的包袱，把里面包着的些微黑乎乎的煎饼碎片儿放进面条碗里等等细节，强烈地渲染了梁三喜、梁大娘等人近乎纯净的人格境界与道德情操，具有极深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它表明英雄主义精神绝非空洞高玄之物，而是常常见诸琐碎行事，或者说，自然流露、毫不做作、真诚朴素的行为才能彰显真正的英雄本色。

  《高山下的花环》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作品怀着对战士的无限深情，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与社会生活,围绕对越自卫反击战,深刻揭示了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与斗争。

  《花环》首先通过吴爽母子的行为表现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大胆地揭露军内某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这在过去的军旅类作品中是少见的。《花环》中赵蒙生那样的情况很伤害部队指战员的感情,作者大胆地揭示了这个矛盾。

  电影里正面写雷军长的地方不多,但雷军长在矛盾冲突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不仅支持自己的独生儿子凯华从北京调到前线,而且让他到担任尖刀任务的九连参战。他治军严谨,在党性问题上决不退让。他仿佛一团火,令战士欢呼,叫伪君子 胆寒。他不仅在电话上痛斥曾经救过他命的吴爽,而且在全师干部大会上甩帽呵责吴爽的可耻行为。雷军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制止了赵蒙生的 调动,使人心大快,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这个正面形象虎虎生风,不同凡响，形成 了一股歪风的浩然正气。他身上使人看到了真正的人的高风亮节,看 到了党的力量。

  吴爽千方百计要把儿子调离参战部队,雷军长却千里迢迢把儿子送上前线。大敌 当前,都是员,都是老干部,表现竟如此差异,怎不令人深思?作品不仅揭示了军内高级干部中两种思想的尖锐矛盾冲突,同时也揭示批判了军内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与不正之风。

  靳开来是个有楞角、斗争性强、思想作风与军事技术都过得硬的好同志，因为敢说敢为,好提意见,爱发议论而被认为是思想境界不高的牢骚大王，虽然连里多次打报告要提升靳开来，但都未被批准，直到部队开赴前线才批堆为付连长。

  靳开来在战场上带领尖刀排辟荆开路,为部队打开胜利的通道,扛着火箭筒横扫 敌堡,最后为解决连队战友们难忍的饥渴而不顾个人得失，去砍甘蔗，表现是十 分突出的。然而他牺牲之后,某些领导人不顾九连的强烈要求,坚持不给靳开来 记功,并认为他为一捆甘蔗而死，破坏了所谓的纪律。这些始终未正式露面的人 物代表着一种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只凭一己之好恶看人的 错误思想。他们对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为了胜利勇于献身的靳开来不仅不能按功行赏,反而嗤以鼻,认为他死得不值。

  靳开来是正直坦率的好同志、是大义凛然的英雄。通过靳开来生前死后的表现及某些领导和群众对他截然不同的评价,《花环》揭示了官僚主义作风与实事求是 精神的矛盾。而某些领导人对赵蒙生的曲线调动大开绿灯，赵蒙生母亲吴爽四处 活动却并没有人阻止，说明有那么一些人在迎合她,和她一起搞不正之风。《花环》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军队内部的矛盾,而且通过吴爽母子与梁三喜一家的生活 状况和政治表现，反映了某些高级干部与普通群众在生活水平上的悬殊,在思想 认识上的差异,以及对待革命事业的不同态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党群关系的问题：的高级干部应当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养育我们的人民群众？

  梁、赵两家都是革命家庭,三十年前共过患难,两家的历史瓜葛体现了战争年代军民的鱼水深情。梁大娘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妇救会长、支前模范，她用乳汁养育 了赵蒙生们，用小车支援了革命。她的亲人一个个为革命献身，她把这一切看作是对国家、对革命应尽的职责,不指望领导来表彰功 ,也不想有人来给他们报恩 答谢。她不仅拒绝战士们为三喜还债,如数地退回了赵蒙生的汇款，还帮儿子交纳了最后一次党费。这一切在梁大娘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并不是什么壮举。

  然而这却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梁大娘一家克己负重、顾大体识大局，表现了 中国农民的纯朴善良和老区人民的觉悟。作者把蕴藏在劳动人民中的可贵精神 通过靳开来及梁三喜、梁大娘的表现展示出来，与那位高级干部吴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爽是坐着部队特派的小轿车来到连部,梁大娘则是下了火车后步行四天才到达连队。梁大娘穿的是土布衣裳，在路上吃的是煎饼和咸萝卜，她与吴爽相比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可是更悬殊的是两人的思想：一个仍是宽厚朴实,对革命忠心耿耿,保持着中国劳动妇女的本色和觉悟；另一 个却成了高高在上的贵妇,为了把儿子调离参战部队，不仅四处活动，还 把走后门的电话打到前沿指挥所。

  作品毫不掩饰某些曾出生入死的高级干部在地位改变之后思想的变化落伍,也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的极端贫困。这些矛盾是尖锐的,也是严重的。

  有了地位后，吴爽考虑个人利益太多，与梁大娘相比,思想境界之高下何等悬殊！ 《花环》真实地反映生活,提出问题,牢牢握住赏的先进与光明这个主导向，在 揭露问题、引人思考的同时，使读者看到党和人民的力量,使读者们对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花环》中以梁三喜、靳开来为代表的位卑英雄和大义凛然的雷军长始终居于矛 盾的主导地位，他们在品中形成一股浩然正气,令歪风望而生畏。是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身教言传使思想落伍的吴爽开始转变,也使赵蒙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

  《花环》围绕自卫还击战这一事件，揭示的各种矛盾是真实和深刻的,它不是大 团园的结局， 而是一个悲剧的结尾,使读者能够正确认识到前进路上的许多矛 盾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解决的,但《花环》通过英雄人物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风亮 节，显示了先进性在党的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花环》以揭露矛盾的深刻性引人思索,以悲壮的旋律和高昂的格调使人奋进。《花环》之所以成功， 在于它认真探索了人物情感的心理基础，把握人物情感，将深藏在人物内心最隐蔽、最微妙的东西都纤毫毕露地挖掘和描绘出来，显得真切而含蓄，具有着强烈的审美效果，富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