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本该如自己的名字一般福泽深厚，流芳百世，却因为一场“插队”锒铛入狱，葬送了自己的全部前程。

  他的父亲是我国的空军中将，要知道当时我国建国不久，我国的空军“稀少而珍贵”，他的父亲能做到空军中将的位置，其能力可见一斑。

  毕竟，未上学之前杨泽芳享受的是一级保育，吃饭有保姆，陪玩有奶妈，哪怕父亲是严肃的空军中将，依旧舍不得对这棵“独苗苗”严格。

  随着杨泽芳年龄的增长，他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于是当时有名的八一小学对他敞开了大门。小学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北京九十六中读初中。

  无论是继续上学，还是追随父亲成为一名光荣的部队军官，都是在当时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

  然而，在这时一向疼爱他的父母对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毁”了他一辈子。

  原来，在儿子毕业前夕，面临无数选择的时候，他的父母帮他做出了选择“插队”。去农村插队？对这个想都没想过的选择，杨泽芳内心是拒绝的。

  毕竟，从小家境优渥的杨泽芳并没有吃过什么苦，为何要去农村插队“自找苦吃”。

  再则，杨泽芳本来就是插队规定中“免下”的独生子女，为何要多此一举，主动报名？

  萧红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军官，他与杨泽芳的父亲既是最好的兄弟，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萧红的母亲是杨泽芳母亲的好闺蜜，她们曾在同一个单位为了祖国的早日解放而奋斗。

  由于双方父母的亲密关系，杨泽芳与萧红从小一起长大，是名副其实的青梅竹马。

  而今，萧红的父母被卷入了风波，如何能够在这场风波中保住萧红，成为两家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依据规定，萧红需要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这是哪怕杨泽芳的父亲位高权重，依旧无法改变的事实。

  思索再三，为了护住曾经“娇生惯养”的萧红，杨泽芳的父母决定让自己的亲生儿子陪同插队。

  毕竟，自己的同学、大院的玩伴无论是去继续读书，还是去当兵卫国，都有很好的前景，而自己去陕北农村插队，只是为了当一个“护花使者”，了全父母的心愿。

  但是，面对一直宠爱自己的父母，杨泽芳妥协了，他不知此行的凶险，只是抱着“有趣味、凑热闹”的心态暂时前往陕北。

  临行前，面对痛哭流涕的母亲，杨泽芳说：“我去看一看，不行再回来吧。”却不曾想，当他再次归来之时，北京已无他的容身之所。

  但是，杨泽芳毕竟是，他的下乡之路并不坎坷，他并没有如同其他知青一般在田间辛苦劳作，也没有新手知青由于务农能力不强，饥一顿饱一顿的烦恼。

  1970年，在舞蹈方面天赋卓越的萧红被当地的舞团录取，从普通知青一跃成为专业演员。

  此时的杨泽芳恪守父母的嘱托，随后便通过父亲的下属安排，追随萧红的脚步进入了延安民航站。

  他们将自己在延安的日子当做是自己漫长人生中的小过渡，始终坚信几年之后，他们便可以回到北京结婚。

  然而，命运似乎给他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让在这段看似坚不可摧的爱情出现了无法修复的裂痕。

  由于母亲是作曲家，杨泽芳在音乐方面也有些天赋，而这位女知青常常以探讨小提琴的“借口”来找机会与杨泽芳相处。

  虽然这在神经大条的杨泽芳看来，只是老乡之间的守望相助，但是对于心思细腻，偏执地将杨泽芳视为一切的萧红来说，杨泽芳变心了，自己不再是他心中的那份唯一。

  为了挽回自己的恋人，她一次又一次地发脾气，坚决要求男友与那位女知青划清界限。甚至对杨泽芳说：“你要跟她接触，咱们以后各走各的道”。

  但是身为直男的杨泽芳更为顾及自己的面子，在他看来北京老乡上门怎么能够撵人家走？

  所以，二人一味地争吵并没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反而让杨泽芳感觉自己的女友心胸不够开阔，喜欢赌气。

  吵架，和好，围绕着那个女知青，萧红与杨泽芳之间的关系愈发脆弱和敏感。直到那一次爆发，成为杨泽芳午夜梦回中最后悔的记忆。

  那一次，满怀欣喜的萧红怀揣着自己演出新节目的门票来到杨泽芳的住所邀请他观看自己的演出，得到了他的肯定答复。

  于是萧红气势汹汹地再次来到杨泽芳的住所兴师问罪，却看到杨泽芳与那位女知青在讲解小提琴。

  萧红气得连争吵的力量都失去了，她夺门而出。而此时的杨泽芳却因为顾及面子，并没有立刻去追，反而留下善后，却不曾想这一次的见面成了二人的永别。

  1974年4月24日，正在延安民航站工作的杨泽芳被警察带走了，原因是怀疑他与一起自杀案有关。他的女朋友萧红自杀了。

  萧红死得尤为惨烈，原本她选择的自杀方式是喝农药，却因自己找到的农药剂量过少，并不足以致死，使得自己的身体落入了生不如死的痛苦领地。为了寻求解脱，萧红只得将电线剪开，双手触电而死。

  在临死之前，她以三封绝笔信来交代后事。一封是对于生养自己父母的遗言，一封是对于竹马往事的怀念，另一封则是针对那位北京女知青的控诉。

  为了寻求新生活，他在同年五月份，申请调离延安，前往天津的民航站工作。此时的杨泽芳俨然失去了意气风发的影子，颓唐、枯槁甚至有些麻木。

  本以为离开延安，便能暂时摆脱萧红的影子，却不曾想，在杨泽芳来到天津工作的第二个月，便由于萧红自杀案件而锒铛入狱。

  诚然，萧红是自杀，哪怕其死得惨烈，依旧被断定为自杀。那么，为何杨泽芳会作为迫害者而锒铛入狱呢？这就涉及到另一场事故。

  原来，在当面有一件震惊全国的丑事被曝出，在云南某农场发生了多起女知青遇害案件。

  自此，全国发起了针对此类案件的严厉打击。而女知青萧红的死亡案件，虽然与杨泽芳没有直接联系，却因为这样的大背景让杨泽芳锒铛入狱。

  但是，由于女知青受害案正是在风口浪尖，所以他们只能爱莫能助，于是青年杨泽芳被又被遣送到了延安，在那里最大的劳改农场姚家坡进行为期四年的改造生活。

  固然，杨泽芳与萧红的死没有直接关联，这次入狱对于杨泽芳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但是，在此时的杨泽芳心中，他在以这样的形式向萧红忏悔。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从小便生长在蜜罐子中的青年彻底沉默了，他开始将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死气沉沉地维持基本生活。

  面对当地监狱管委会安排的砖瓦厂工作，他不动声色地婉拒了，他要立刻回北京，他要马上回家！

  然而，当他走下北京的列车，来到自家家门口时发现平日里有警卫、门卫的家门敞开，没有一丝人气。

  他的心沉了下来，慌忙向里面走，熟悉的父母没再次出现，只有一个苍老的女人在孤零零地等待，她便是曾经照顾他饮食起居的保姆田阿姨。

  田阿姨痛哭流涕地说：“你总算回来了，你和萧红的事，还有你进监狱的事你爸爸和妈妈都知道，他们都很难过，而且都去世了。”

  本以为回到北京能够重新再回到之前的生活，却不曾想，昔日疼爱自己的父母都不在了，自己曾经的依靠也随之消失了。

  另一方面，哪怕杨泽芳的父母有一些朋友，但是离开多年的杨泽芳与那些叔伯并没什么交集，谈何帮助？

  在看清现实之后，原本满怀欣喜回到北京的杨泽芳不得不再次前往延安，来到自己带给自己沉重和压力的的砖瓦厂工作。

  但是，与普通的陕北农民不同的是，杨泽芳有自己的执念，他想要摘掉自己劳改犯的“帽子”，成为自由人。

  1980年，杨泽芳所在的砖瓦厂宣布停产，他被调到了环境更为艰苦的陕西劳改局的新川水泥厂工作。

  如果说砖瓦厂的工作更偏向体力活，那么新川水泥厂的工作在承担体力劳动的同时，还需要忍受粉尘污染。

  他被新川水泥厂的领导叫进办公室宣布，他无罪的消息，甚至还得到水泥厂决定将杨泽芳科犯的身份改为正式职工的好消息。

  此时杨泽芳才算是真正重获自由，面对这久违的自由，刚摆脱枷锁的杨泽芳拒绝了水泥厂的安排，他重新再回到了自己与萧红当年插队的村子当农民。

  此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向贯屯公社鲁家屯大队的人们验证自己的清白，五年的农民生涯让杨泽芳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理解，也让这个年轻人蜕变成承担一家人生计的男人。

  1986年，杨泽芳有想闯一闯的心思，于是，他来到延安油矿管理局，找到当时的局长高鹏飞。

  他先是将自己一连串的遭遇跟高局长陈述，得到了高局长的理解和帮助，得到了在青化砭油田当工人的机会。

  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杨泽芳并不怨恨任何人，在他看来这一切的委屈都归结在那个年代。

  哪怕早已成亲生子，他依旧无法忘记萧红，每年的清明节依旧会准时给萧红上坟。

  纵使那个特殊的年代酿造了很多悲剧，萧红的悲剧的确与杨泽芳的疏忽有着些许关联。

  但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里，爱别人的前提都应该是爱自己，珍爱生命理应成为做人的底线之一。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